2001年历年阅读理解真题译文

　　2001（1）

　　专业化可被视为针对科学知识不断膨胀这个问题所做出的反应。通过将学科细化，个人能够继续处理这些不断膨胀的信息并将它们作为深入研究的基础。但是专业化仅是科学领域内一系列影响交流过程的有关现象之一。另一现象是科学活动的日益职业化。

　　在科学领域内，专业与业余之间没有绝对的区分：任何规律都有其例外。但是“业余”这个词的确具有特殊的含义，那就是所指的那个人没有完全融入某个科学家群体，具体地说，他可能并不完全认同这个群体的价值观。19世纪的专业化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训练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的要求，对业余人员进入科学界造成了更大的困难。特别是在以数学和实验室训练为基础的科学领域，这种倾向自然尤为明显，这可以通过英国的地质学发展过程得到证实。

　　对过去一个半世纪的英国地质出版物进行比较，我们不但发现人们对研究的重视程度在不断增加，而且人们对可以接受的论文的定义也在不断变化。因此，在19世纪，局部的地质研究本身就可形成一种有价值的研究；而到了20世纪，如果局部的研究能够被专业人员接受，那么它越来越倾向于必须体现或思考更广阔的地质面貌。另一方面业余人员继续以旧的方式从事局部的研究。其整体的结果是使业余人员进入专业性地质学杂志更加困难，而审稿制度的全面引进使这个结果得到加强，这一制度开始是在19世纪的全国性杂志进行，进入20世纪后也在一些地方性地质杂志实行。这样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出现了针对专业读者和业余读者的不同杂志。类似的分化过程也导致专业地质学家聚集起来，形成一两个全国性的团体，而业余地质学家则要么留在地方性团体中，要么以不同方式组成全国性的团体。

　　虽然职业化和专业化过程在19世纪的英国地质学界中已经得到迅速发展，但是它的效果直到20世纪才充分显示出来。然而，从科学这个整体来看，19世纪必须被视为科学结构发生变化的关键时期。

　　2001（2）

　　今天，人们十分关注所谓的是信息差异问题――世界上信息资源丰富的地区和信息资源贫乏的地区之间的差异；这个差异确实存在，我和我妻子20年前就曾谈及这个临近的危险。然而，那时还不太明显的是一些抵制信息差异的、新的积极因素。实际上我们是完全有理由感到乐观的。

　　一些技术上的因素使我们有理由期望差异会缩小。随着互联网的日趋商业化，上网普及对商家是有利的――毕竟，上网人数越多，潜在的客户就越多。越来越多的政府，惟恐自己的国家落后，纷纷推广互联网的普及。一二十年之内，全球将有一二十亿人互联。因此，我认为在未来的数年中，信息差异将缩小而不会变大。那是好消息，因为互联网很可能成为我们消除所面临的贫困的最强有效的工具。

　　当然，使用互联网不是惟一消灭贫困的方法。互联网也不是我们所拥有的惟一工具，但它却有巨大的潜力。

　　要想利用互联网，某些贫困国家必须克服对国外投资所持的过时了的反殖民的种种偏见。那些认为外国投资是对本国主权的侵犯的国家最好还是研究一下美国的基础设施（社会的基本结构基础）建设历史。当初美国建设自己的工业基础设施时，缺乏必要的资金，因此美国的第二次浪潮基础设施――包括公路、港口，高速公路、港口城市等等――都是用国外资金建造的。英国人、德国人、荷兰人和法国人都在前英国殖民地投资。他们提供资金，美洲移民建造。想想看，现在谁拥有这一切？美国人。我想，在这件事上，像巴西或其他任何地方同样也该这样。你拥有的去建造第三次浪潮基础设施（今天主要指电子基础设施）的外国资金越多，那么你的情况就越好。这并不是说卑躬屈膝，任人愚弄，也不是对外国公司不加控制。但这的确意味着你已认识到外国公司对本国能源及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这些基础设施是充分利用互联网所必要的。

　　2001（3）

　　为什么那么多美国人不相信自己在报纸上看到的东西？美国新闻编辑协会正试图回答这个痛苦的问题。该组织正深深陷入一个长期的自我剖析过程，即新闻可信度调查项目。

　　遗憾的是，这次新闻机构可信度调查计划结果只获得了一些肤浅的发现，诸如新闻报道中的事实错误，拼写或语法错误，和这些低层次发现交织在一起的还有许多令人挠头的困惑，譬如读者到底想读些什么。

　　但这种对媒体的不信任有更深刻的根源。多数新闻记者都学着用一套标准的模式去看待世界，并把每天发生的事件纳入这种模式。换言之，在媒介机构的新闻采编室文化中存在着一套约定俗成的写作模式，为纷繁复杂的新闻报道提供了一个主干框架和一个现成的故事叙述结构。

　　新闻记者和读者之间存在着社会和文化方面的脱节，这就是为什么新闻编辑室的“标准模式”与众多读者的意趣相差甚远的原因。在最近一次调查中，问卷被送到了全国五座中等城市及一座大都市的记者手中，然后随机地给这些城市的居民打电话，问他们同样的问题。

　　结果表明，与其他美国人相比，新闻记者更有可能居住在富人区，有女佣，有奔驰车，炒股，而他们去教堂，参加支援服务，扎根社区的可能性却很小。

　　记者们往往属于广义的社会文化精英的一个部分，因此他们的工作往往反映了这些精英传统的价值观。读者对新闻媒介令人震惊的不信任的根源并非是报道失实或低下的报道技巧，而是记者与读者的世界观每天都发生着碰撞。

　　这对任何一个工业产业来说都算是爆炸性的形势，对于一个正在衰落的行业来说尤其如此。这是一个棘手的行业，却不断地雇用观点总体上使客户恼怒的雇员。然后它又出资组织研讨会和可信度调查项目，去探究为什么顾客们恼火了，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逃避新闻。但它似乎从来就没回过头来去注意那么多以前的顾客所抱怨的文化和阶级偏见。如果它能注意这个问题的话，它就应该进一步开放其多样化项目（这个项目现在还只单纯考虑招收不同种族和性别的员工），进一步寻找那些世界观、价值观、教育水平和社会阶层各不相同的各种记者。

　　2001（4）

　　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并购浪潮。这个浪潮从异常活跃的美国席卷到欧洲，并以不可比拟的威力影响到正在崛起的国家。这些国家的许多人面对这个浪潮开始忧虑：“企业合并的浪潮会不会变成一股不可控制的反竞争的力量？”

　　无疑，大企业正在变得更大、更强。跨国公司在1982年只占有国际贸易不到20％的份额。而现在，这个数字上升到25％强，并且还在迅速上升。在那些对外开放并鼓励外资的国家的经济中国际分公司在国民生产中成为一个快速增长的部门。比如，在阿根廷，经过90年代初的改革之后，跨国公司在200家大型企业的工业生产中从43％增加到几乎70％。这个现象造成了人们对小型企业和民族资本的作用以及世界经济的最终稳定的严重忧虑。

　　我认为，推动这股巨大的并购浪潮的最主要的力量，也是推动全球化进程的力量，包括日趋下降的运输与通讯费用，较低的贸易与投资壁垒，以及市场的扩大和为满足市场需求而进行的扩大生产。所有这些对消费者来说都有益而无害的。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世界的财富也在增长。

　　目前证明这股合并浪潮是带来利还是弊的实例并不多。但是很难想像当今的几个石油公司的合并是否会重新造成约100年前美国标准石油公司对竞争造成的同样的威胁，那时由于人们对该公司的这种担心而导致了它最终的解散。像世界通讯这样的通讯公司合并似乎没有给消费者带来更高的价格，或者降低技术进步的速度。相反，通信的价格在迅速下降。在汽车行业，合并也同样在增加――比如戴姆勒与克莱斯勒，雷诺与尼桑的合并――但消费者看起来并未受到伤害。

　　但是合并运动必须受到严密监视这个事实仍然存在。就在几星期以前，格林斯潘对银行业的巨大合并发出了警告。如果合并后如此巨大的银行出现，谁来充当最终的借贷者，发挥监督、规范和运作的作用呢？当一个国家对破坏公平竞争的行为的处理过于严厉时，跨国公司会不会把它们的生产从一地转到另一地呢？在那些将会影响许多其他国家的事情中，如美国政府与微软公司的诉讼案，一个国家是否应该担负起“保护竞争”的责任呢？

　　2001（5）

　　当我决定辞去自己的全日制工作时决没有想到，自己竟成了一种新的国际性潮流的一分子。一次平级的人事调动伤了我的自尊心，并阻断了我的事业发展，这促使我放弃自己地位较高的职业，当然，就像面子扫尽的政府部长那样，我也掩饰说“我只想与家人更多的呆在一起”。

　　奇怪的是，大约两年半的时间我写完两部小说后，我这个被美国人称为“放慢生活节奏”的试验，却使我老掉牙的借口变成了现实。我已从一个“获得一切”哲学（琳达?凯茜过去七年中在《她》这本杂志所宣扬的）的狂热支持者，变成了一个乐于接受任何东西只要一丁点的女人。

　　我已经发现（由于压力过大，凯茜已多次公开宣称要辞去《她》杂志编辑的职务，在这之后她也许会有同样发现），放弃“忙忙碌碌”的生活哲学，转而过一种“放慢生活节奏”的生活所带来的回报，比经济成功和社会地位更有价值。什么也说服不了我回到过去那种凯茜所宣扬的、我也曾自得其乐的生活中去：每天12小时的工作日，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最后期限，可怕而紧张的办公室的争权夺利，以及因为时间有限连做母亲也得“高效率”所造成的种种限制。

　　在美国，摆脱忙碌，转而过一种简单、不大物质化的生活已成明确趋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放慢生活节奏”――在美国也称“自愿简单化”――甚至孕育了一个崭新的、可称之为反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对于那些想简单生活的人来说，有许多很畅销的帮你轻松生活的自助书籍；有各种简讯，例如省钱简报，会给美国人提供成千上万条有用的点子去做事，从回收保鲜腊到自制肥皂；甚至还有一些帮助团体，帮人按90年代中期脱离传统社会的人的生活方式去生活。

　　在美国，这种趋势一开始是对经济衰落所做出的一种反应――出现于80年代后期缩小经济规模所引起的大量人员冗余之后――在英国，至少在我所认识的中产阶级的简化生活者中，这种趋势仍被认为与节俭政治有关联，虽然如此，然而我们有着不同的缘由去寻求使自己的生活简单化。

　　对我们这一代女性来说，整个80年代我们曾被迫忙碌地生活，90年代中期的简化生活与其说是寻求神话般的好生活――自己种有机蔬菜以及冒险制造有机蔬菜――倒不如说我们都认识了自身的局限。